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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佑平悼念商玉生先生:他们这一辈人不仅是公益慈善行业的耕耘者 | 悼念商老05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慈场 Author 刘佑平

商玉生先生(1939.9.24-2020.7.15)




悼念商玉生先生


* 备注:本文首发于作者刘佑平(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)的个人微信公众号“慈场”;转载时进行了编辑,已经作者审定并授权。



商玉生老师走了,带着满肚子的理想主义、公共情怀;带着他那代人特有的启蒙思想和专业路线。我想,可能还带有深深的遗憾。


我一夜没有睡好,想到中国公益慈善的现状,想到当下国内和世界的糟糕现状,当然有想到作为启蒙者的商老师,甚至还想到了我的老乡谭嗣同——谭嗣同当年说过:自古变法,未有流血者;有,自我谭自同开始。想着想着,我脑子里突然又想到一句话:出师未捷身先死,常使英雄泪满襟。


看了很多朋友的悼念,大家都是对商先生真心地喜欢、敬佩,特别是几副挽联,写得真地很好,也很工整。但学古典文献出身的我,脑子里一片空白,完全忘记了平仄对仗,有的只是深深的难过。


我忽然觉得,虽然大家都在缅怀,但如果大家只就公益谈公益,只在公益慈善上谈商老师,那真是把商老师看小了!


商老师他们这一辈人,都是时代的启蒙者,他们远不仅仅是公益慈善行业的耕耘者,他们还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。他们是在用公益慈善的方式,尝试唤醒中华民族的公共精神,以创造一种民间自治的新社会。


一时感慨,我也不管平仄了,信手把其中一副挽联改成:“搞开放,倡民权,兴公益,启民智,一骑绝去成先烈;携后辈,育新人,敦自律,促联合,百善兴来泽后昆。”


我和商老师其实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交往,只记得我公益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培训,就是商老师当时所主持的恩玖中心组织的,时间应该是2003年或者2004年。那时,我刚加入《公益时报》,接触公民社会和非营利组织这个新的领域不久。


当时的培训课程是商老师主持开发,崔玉老师协助组织的,培训时间好像是两周左右;除了介绍公民社会理论、非营利组织管理等,记得还请来了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管理方面的政府官员,和某个美国大学的教授来讲美国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。当时的感觉就是,专业加启蒙,既高大上,很国际潮流,又很OPEN。培训过程中有授课,有讨论,教员、学员之间,学员相互之间,都有非常自由的讨论。


这是我对公民社会和非营利组织以及公益事业的第一次系统学习,说是启蒙可以,说是洗礼也可以。从此,开启了我长达十七年的公益生涯。


那个时候起,我就觉得,商老师和恩玖中心无论是在专业上,还是在价值理念上,都似乎就站在了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和事业的至高点上。


后来,在一些公益慈善活动中碰到商老师,我和他也常有交流;我组织的一些活动,也常请他参加;恩玖中心举办的一些活动,我也偶尔去参加。记得我做《公益时报》总编时,还有过好几次派记者去采访报道商老师和恩玖中心。但也如此而已,我对商老师和他的事业的了解依然不算特别深入。而且,我也没有把自己算作他的徒子徒孙——事实上,我是把另外三位前辈当作自己公益慈善路上的启蒙老师的,其中包括已故的朱传一先生(1925-2015)。


最后一次见商老师,是在5年前朱传一先生的告别仪式上,我们一起送朱先生最后一程。但正是在这最后一次的见面中,我们两人产生了真正的价值共鸣。


朱传一先生告别会后,我开车送商老师回家。他家在西四环旁边,与我顺路。一路上,我车开得很慢,两个不同辈份的人于是就聊了很多东西。我们聊了朱传一、朱传榘(1919-2011,朱传一先生兄长)兄弟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开创性贡献和探索,也谈了各自对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。


路上,商老师说,他最近看了一篇我写美国慈善印象的文章,夸我写得不错,因为我文章中提到美国公益慈善除了基本的专业、技术和法律外,最最重要的、值得我们学习的,是其独立的普世价值坚守。我大为惊讶,没想到自己的文章被商老师看到并肯定,于是我告诉商老师,我的美国印象文章共有三篇,一篇讲“法律、自由裁量权与普世价值”,一篇讲“梦想、自由、创新是慈善的价值内核”,另一篇讲“自信、诚信和信任——慈善的通行证”。商老师听了很高兴地说,你讲的这些东西很好呀,远不止是谈慈善呀,你发给我,我来推荐在《社会创业家》杂志刊发吧。


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,竟然跟商老师说:“这些文章,我就是有感而发,写着玩的,不值得发。而且,《社会创业家》杂志这种公益圈子的东西,太小众了,发了也没什么意思,您就别为我劳心了吧,谢谢您的好意,我心领了。”我还大言不惭地说:“商老师,我们应该跳出公益圈,去影响大众!”商老师就问:“很好,但如何才能影响大众呢?”我一下子回答不了,就顾左右而言他了。现在想来,仍心有愧意。


临别,商老师还一个劲地谢谢我绕道送他,并坚持要我开车先走。这就是商老师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。


再后来,我得知商老师和徐永光、杨团、陈越光、丘仲辉、顾晓今、黄浩明、吕朝共同发起设立“传一基金”(全称“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”),用来纪念朱传一先生等当代中国公益慈善的第一批开拓者们,并传承和弘扬公益精神、慈善文化。


我记得曾和一些公益同仁讨论过:为什么朱传一、商玉生他们这一辈人,在那么一个时代,会站得那么高,看得那么远?他们播下的种子很多,也说得上桃李满天下,但我为什么还是觉得,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呢?而且,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好的理念,但似乎都没有成功呢?为什么我们这个领域、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探索,事实上早在二三十年前朱先生、商先生们就已经探索过了,甚至还超过了我们现在的水平,而还没有能够见到多少成效?难道是后来者没有前人的智慧和胆识?


很长时间,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,至今仍在困惑。


这两天,我被一句话打动了:“教育的目的,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我想,这也就是启蒙的意义。无论是五年前送走的朱传一先生、还是今天送走的商玉生先生,他们都是现代化的探索者,都是当代中国的启蒙者。当下中国,启蒙并没有完成,这是全体有公共情怀者的责任,而所谓公益,所谓慈善,只有持续担当起启蒙的探索者角色,才可能让中国的民间力量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!好在,我们之后,大批后浪已经在跃跃欲试。


所以,商老师,安心走吧。待启蒙成功日,公益烂漫时,自会有人向您报讯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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